[摘要] 5年来，为了一套经适房，北京青年钱建新多次放弃涨工资机会，“老板曾经想给我涨工资，我都不让。”找女朋友都要“限薪”，因为一旦另一半薪水超过1200，经适房轮候资格便会被取消。
5年来，为了一套经适房，北京青年钱建新多次放弃涨工资机会，“老板曾经想给我涨工资，我都不让。”找女朋友都要“限薪”，因为一旦另一半薪水超过1200，经适房轮候资格便会被取消。他认为“如果当时没有经适房这个政策，我们可能紧紧裤腰带就买了商品房。但现在就像一个‘大饼’在那里画着，如果今天买了，明天房子出来了，冤不冤？”多年等待未果，近日，钱建新一纸诉状把朝阳区政府告上了法庭，要求政府对相关经济适用房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（据2月17日《羊城晚报》）。
从报道的内容看，钱建新的遭遇的确挺悲剧，为了保留自己获得经适房的资格，5年内不敢涨工资、不敢娶媳妇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，如果因此能把经适房拿到手，这些也就忍了；更悲剧的是，即使“牺牲”了这些，未来能不能得到一套经适房，依然只是个未知数。不过，造成这样的状况，真的像钱建新认为的那样，是经适房政策害苦了他，还是他自己出了问题呢？
房子作为刚需，是咱们居家过日子的大事，没有房子就感觉心里没底，这很正常。近年来，各地的经适房政策，虽然解决了不少低收入者的基本住房需求，但是离公众的心理预期还有不小的距离，政府能够提供出来的廉租房、经适房数量，相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。可提供的社会保障资源太少，如何能让这些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，筛选办法就两个：一是，提高准入门槛，比如说，只有收入比较低的人才有资格；二是最终的分配形式通过抽签、摇号等形式来进行，这便涉及一个概率问题。
加拿大学者道格·桑德斯曾在他的《落脚城市》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观点：公共住宅会强化城市中的阶层隔离与贫富隔离，同时，公共住宅不是免费午餐，漫长的等待也有可能反过来无形中阻碍底层上升。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内容不难理解，后半部分说的其实就是，当部分人以一种依赖心理等待部分稀缺的公共福利（比如住房）分配的时候，实际上需要支付大量时间和机会成本。
在社会保障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，钱建新这种近乎自虐式的等待是不是值得？我们不妨看看钱建新为等待一套经适房付出的成本：除了刻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之外，在五年时间里，北京的房价不只翻了一番，经适房的价格也随着商品房的价格水涨船高。最后形成的情况就是，五年后他买一套经适房的价钱，可能已经超过了他五年前买一套商品房价钱。
这样的情况其实不仅出现在钱建新身上，媒体人童大焕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，北京有几十万户被搁浅在了“保障房幻想”的沙滩上。据北京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备案情况：截至2013年8月7日，经济适用住房备案通过94279户，限价商品住房备案通过190414户，廉租住房备案通过27760户，公共租赁住房备案通过35744户。根据他观察，其中至少有十几万户本是可以通过自身力量游回市场大海的。
政府不是全能的，现代政府越来越趋向于只承担“有限”的责任，政府制定的社会保障政策，也只能“有限”解决部分人的底线需求。不管是廉租房还是经适房，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性资源，即使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，也不是一种普惠性质的东西，成为每个人盘里的菜。计划经济时代，每个人的住房都依靠政府来分配的时代过去了，但是依靠政府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依然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。在目前房价高位运行的背景下，说实话，不管城市保障性住房已经建了多少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可能总会觉得还不够多。因此，在我们呼吁社会保障建设的时候，也不应忘了，真正决定每个人命运的，还在于自己的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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