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地房地产调控加码，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。房价涨幅超20%的直观数据与年初定下的房价涨幅目标渐行渐远，年末将尽，完不成任务的压力逼迫政府不得不出手调控房价。
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地房地产调控加码，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。房价涨幅超20%的直观数据与年初定下的房价涨幅目标渐行渐远，年末将尽，完不成任务的压力逼迫政府不得不出手调控房价。
“房价控制目标”，出现于2011年出台的“新国八条”，自始出之日起便如同一把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地方在制定房价控制目标时，因财政收入受困于土地财政，也冀望房地产发展带动地方经济，希望目标越高越好，同时又面临中央调控不得不执行，因此，地方经济与房价控制的政治任务如跷跷板的两头，让政府一直被动积极地寻求平衡。
在房价目标制定之初，以吉林榆树市为典型，将目标定为“不超过去年50.5%的增幅”，广受诟病后，调整为增幅控制目标为“10%以内”。由此不难看出地方不想调又不得不调的矛盾。后多数城市将房价控制目标定位于“不超过居民收入涨幅”、“不超过GDP增幅”，两相比较，即不过分压低房价，又不至挑起买不起房的百姓不满。
“房价控制目标”既定，地方政府就一定会完成吗？完不成又当如何？
“新国八条”规定，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，有关部门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。而如何问责？向谁问责？并没有明确规定。
从2011年执行情况来看，住建部层宣布，657个城市绝大多数实现房价控制目标。对于未完成的城市，并未听闻有何相关措施和处罚。
看似“胜利”的房价控制一仗，有人这样形容，仅仅是“数字上的胜利”。以地方政府的智慧总是可以多途径实现“曲线救国”。如均价较低区域成交量放大带动整体房价涨幅走低，又如保障房并入计算房价涨幅，更有城市在任务截止临近之时发布“限价令”，将价格限制在低于“房价控制目标”。
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，疯狂的房价曾导致各种调控措施出台，提高房贷利率、提高交易税、征收房产税、提高首付比率，到限制购买，房地产调控经历一条从经济调节到行政干预的路径，一条曲折迂回的调控线路最终将房价越抑越高。且不论其中是否有不合情不合理，单说政策本身，是否真正能有益于房地产市场发展，有利于需要买房住房的百姓？
抛开一切行政干预措施不谈，因与市场发展、自身平衡相悖。尽管其初衷或在于通过利用强行手段换来市场稳定缓冲期，发展保障房，最终实现两条腿走路。且看此次上海深圳的同一举措—提高首付比率。
上海与深圳出台的相关政策基本一致，二套房首付比率由此前的六成提高至七成。这样的调控看似目的在于抑制投资投机需求，但真正意在投资投机者，或不会因此止步。如假定一套房屋总价200万，首付由120万提高至140万，1年以后，首付多支出的20万利息按3.25%年息计算是6500元，而1年后，房价按10%的涨幅，增加20万，6500元的利息支出撬动20万的杠杆，对于投资投机客来说，提高首付就变得微不足道。而这看似20万首付的增加，对于真正需要改善买房的人来说，或真的就成了一道迈步过去的门槛。
房地产调控目标一直剑指投机、投资者，而往往总是误伤刚需。
轰轰烈烈的“房价控制目标”一役，以地方政府不情愿响应为基调，无论合理不合理的手段强压房价为过程，有无未完成任务不关乎具体惩罚为结果。所谓的“房价控制目标”，更像是一场地方政府的集体走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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